出品 | 财访团炒股配资(
文章 | 大林子
编辑 | 笔谈
杭州觅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觅睿科技”)凭借其独特的模组化商业模式、快速增长的增值服务收入以及对跨境电商渠道的深度绑定，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公司拟登陆北京证券交易所，募资近4亿元用于总部基地建设、研发中心升级及补充流动资金，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然而，穿透其亮丽财报数据的背后，密集的监管问询函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现实：公司在收入真实性、关联交易披露、毛利率下滑、内控规范性等方面正面临严峻考验。通过对三轮问询函及其回复文件的系统梳理与深度解读可见，觅睿科技虽具备一定的技术积累和市场敏锐度，但其高速增长的根基尚不牢固，合规风险与经营可持续性构成其上市路上必须跨越的双重障碍。
监管机构对觅睿科技收入真实性的质疑贯穿始终，其核心在于如何验证境外销售及通过跨境电商实现的“间接销售”的可靠性。保荐机构与会计师对主要客户执行了函证程序，并强调对电子邮件回函采取了包括批量解析邮件头信息、核对IP地址与客户经营地一致性等IT审计手段。这一做法回应了电子函证固有的身份验证难题，体现了核查程序的专业性。然而，问询函特别点出对上海摩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走访地点在深圳，与其注册地上海不符，这暴露了实地核查中存在的潜在疏漏。尽管公司解释为“实际经营地”，但此类地址不一致若非个案，则可能削弱走访作为独立证据的效力，引发对客户真实存在性及交易背景的合理怀疑。对于无法直接赴境外走访的客户，中介机构选择走访其境内关联主体。这一替代方案虽具现实合理性，但其有效性高度依赖于被访谈人员(如境内母公司高管)对境外实体与觅睿科技具体合作细节的掌握程度。问询函要求说明访谈人员的具体职务及其对合作情况的知晓度，正是为了评估这种“间接核查”能否触及业务实质。若访谈流于形式，则该程序的核查价值将极为有限。
觅睿科技的一大特色是深度绑定下游跨境电商。中介机构走访了14家此类客户，确认其采购860.83万台，最终销售764.08万台，终端销售比例高达88.76%。这一数据旨在证明产品并非囤积在渠道，而是真正实现了消费闭环。然而，关键问题在于这些终端销售数据的来源与验证方式。问询函明确要求说明数据是否获得客户签字或盖章，来源是否客观可靠。若数据仅由客户单方面提供而缺乏第三方物流、平台销售后台等交叉验证，则其可信度将大打折扣。这种对渠道伙伴的高度依赖，使得公司的收入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合作伙伴的诚信与配合度。综合来看，尽管中介机构已执行了较为全面的核查程序，但每一个环节都存在被挑战的空间。这反映出在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和新兴电商模式下，传统审计手段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适应性挑战。
如果说收入端的问题关乎“有没有”，那么成本与利润端的问题则关乎“好不好”。觅睿科技正陷入一个典型的成长型企业困境：营收规模扩张的同时，盈利能力却在承压。数据显示，2025年1-6月，公司核心产品——智能网络摄像机及物联网视频产品的销售收入同比微降0.38%，但营业成本却上升6.86%，导致毛利率同比下降4.9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产品销售单价连续三年下滑。这清晰地勾勒出一幅“量稳价跌、成本刚性”的不利图景。公司解释称降价是响应市场竞争，但成本为何不降反升？问询函要求结合原材料价格变动进行分析，直指成本控制能力的核心。若成本上升源于上游原材料涨价或外协加工费提升，而公司又无力向下游传导，则其议价能力和产业链地位值得警惕。
与硬件业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增值服务的毛利率从2022年的24.22%飙升至2025年上半年的83.26%，成为利润的主要贡献者。这一超高毛利背后，是与模组客户及跨境电商的分成模式。问询函尖锐地指出，公司向这些渠道伙伴支付了快速增长的“增值服务分成费用”，并计入销售费用。这里存在一个关键矛盾：如果增值服务的成功高度依赖于向渠道支付高额分成，那么这种高毛利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旦渠道要求提高分成比例，或公司为争夺渠道不得不加大分成力度，这块看似诱人的利润蛋糕可能会迅速缩水。这更像是一种“用钱买利润”的模式，而非源于自身不可替代的技术或服务壁垒。报告期各期成品收入中自主品牌销售金额分别为5,551.04万元、7,806.32万元、11,371.93万元，而同期市场推广费分别为804.87万元、2,195.28万元、3,531.44万元，销售平台费分别为507.42万元、904.69万元、1,424.20万元，费用增速远超收入增速，进一步印证了其市场拓展对高投入的依赖。
资本市场的基石是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觅睿科技在此方面暴露出的瑕疵，是其上市进程中不容忽视的硬伤。公司第一大外协供应商华宇智迅，其实际控制人之一郁华炜曾是觅睿科技员工，且双方生产场地相邻。公司虽将其“比照关联方”披露，但这种主动披露的背后，是监管对其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深切担忧。更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向外协供应商直供原材料时，关于运输成本承担方的披露前后不一致，这直接动摇了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与一致性原则。此类细节上的反复，往往暗示着内控流程的薄弱。问询函揭示，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合同管理不规范(如合同未及时签章)、研发物料管理混乱、用印管理不善等一系列内控问题。虽然公司声称已整改，并获得了截至2025年6月30日有效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但历史问题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公司治理文化的不足。对于一家拟上市公司而言，健全、有效的内控体系不应是为应付上市而临时搭建的“样板间”，而应是融入日常经营的“基础设施”。
中介机构对实控人、董监高及关键岗位人员的资金流水进行了核查，并否认存在体外资金循环。然而，问询函要求“逐笔说明”大额流水的交易对手方及背景，这实际上是在检验核查工作的细致程度。实控人袁海忠的大额资金流出主要用于购房、装修等，虽属个人行为，但在IPO敏感期，任何大额、异常的资金流动都可能被解读为潜在风险信号。此外，公司报告期内前五大供应商变动较大，且存在主要供应商参保人数为0人的情形，亦引发对其供应链稳定性和交易公允性的质疑。
觅睿科技的故事，是中国众多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它们凭借对细分市场的深刻洞察和技术积累，在激烈的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当它们迈向更广阔的资本市场时，就必须接受一套更为严苛的规则审视。公司的核心优势在于其灵活的模组化商业模式和对增值服务的前瞻性布局。但其面临的挑战同样严峻：主营业务盈利模式受挤压、对渠道伙伴的高度依赖、以及在公司治理和财务规范性上的历史欠账。对于投资者而言，觅睿科技的投资价值不应仅看其高增长的表象，更需穿透其商业模式的本质，评估其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护城河深度、成本控制能力以及公司治理水平的成熟度。对于监管机构而言，持续的问询正是为了挤出“水分”炒股配资(，确保上市公司的质量，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最终，觅睿科技能否成功登陆北交所，并在未来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取决于其能否真正将外部合规压力转化为内部治理动力，在追求业务创新的同时，筑牢合规与内控的根基。这不仅是觅睿科技的必答题，也是所有渴望拥抱资本市场的中国科创企业共同的时代课题。
